“精致的利己主义”的说法来自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，他说：“我们的一些大学，包括北京大学，正在培养一些‘精致的利己主义者’，他们高智商，世俗，老道，善于表演，懂得配合，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。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，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。”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中讲到，才德全尽谓之“圣人”，才德兼亡谓之“愚人”；德胜才谓之“君子”，才胜德谓之“小人”。“精致的利己主义者”，有似于才胜德之“小人”，不只存在于大学里边。
“精致的利己主义者”善于伪装，善于表演。“精致的利己主义者”也好，“小人”也好，眉头上都没有商标，不是一眼就能看穿的。钱理群先生举的例子，一个学生认真听课，认真钻研，靠有见地的奉承接近钱先生，获取推荐信，然后一走了之。钱先生也是事后才发现他是“精致的利己主义者”的。
司马光说：“君子挟才以为善，小人挟才以为恶。挟才以为善者，善无不至矣；挟才以为恶者，恶亦无不至矣。愚者虽欲为不善，智不能周，力不能胜，譬如乳狗搏人，人得而制之。小人智足以遂其奸，勇足以决其暴，是虎而翼者也，其为害岂不多哉？”从纪检监察工作的角度深入思考，看好“精致利己主义者”，是监督的主要目标，是监督的重中之重，关键中的关键。看好“精致利己主义者”，就是给 “精致利己主义”行为扎紧制度的笼子，让“精致利己主义者”不敢腐、不能腐，进而可能达到不想腐。
让“精致利己主义者”不敢腐，高压惩腐的震慑很必要，但不能忘记问责的威慑。从钱理群教授的表述来看，“精致利己主义者”不是巧取豪夺，而是“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”，就是说“精致利己主义”行为达不到运用监督执纪“第四种形态”的标准，因此必须运用好监督执纪“前三种形态”，使“精致利己主义”行为动辄得咎。问责的威慑，和高压惩腐的震慑相比，更直接、更现实，某种程度上作用更大。“精致利己主义者”是有“才”的，其行为既然是“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”，如果既不违纪也不违法，就是在扬“精致利己主义者”之长，避“精致利己主义者”之短。
让“精致利己主义者”不能腐，要求建立完备的制度体系、严密的执行机制。建立完备的制度体系，就要尽可能减少制度自由裁量的空间。制度自由裁量的空间，是“精致利己主义”行为寻找的突破口。建立严密的执行机制，要确保每一件事、每一个过程、每一个环节，都有明确的责任人、明确的监督人，并且有明确的失职责任，避免出现纪不责众、法不责众的现象，避免出现有责无人问的情形。
让“精致利己主义者”不想腐，要加强思想教育。“精致利己主义”的本质仍然是利己主义。这样的人掌握公权力在操守上有亏。但人的思想观念、道德水准是可以变化的。“精致利己主义者”，如果在严密的体制机制下既不敢腐又不能腐，在避短、扬长、展才的同时，接受组织不断的教育，思想认识水平很可能会不断提高，很可能会逐步认识到“利他”比单纯的“利己”更能够实现人生的价值，来一次思想的升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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